《法治周末》：“民间反传销协会”现在有多少人？

    李旭：差不多十几个人吧。一些人考虑到生活的压力，所以离开了。我们也说得上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法治周末》：能具体说明一下协会的经费来源和开支情况吗？

    李旭：一部分是社会人士的捐助，一部分是被劝说者家人给我们的赞助。这个赞助是依心意而给的，很多家庭也没有太多钱，我们的开支大部分是协会房租和日常运营。

    《法治周末》：协会财务情况是否公之于众？

    李旭：我们曾经将协会收到的每一笔捐助公布在网站上，这个你也可以查到。但是，后来由于我们人手有限，大家又非常忙，就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了。

    《法治周末》：有没有不听你们劝说的传销人员？

    李旭：当然有，那些顽固的，丧失理性的。说到传销，他们的反应非常激烈。根本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流。

    《法治周末》：为什么传销屡禁不止，是否人们想一夜暴富的心理因素也是其中之一？

    李旭：是的。现在就业压力比较大，很多人觉得赚钱很难，他们在寻找发财机会的过程中，就被亲朋好友骗去做传销了。传销组织里经常讲的“以小博大”，也正是抓住了人们急于致富的心理。

    《法治周末》：有没有人，明知传销是非法的，但还是知法犯法？

    李旭：一方面，存在一种骑虎难下的心态，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了，总觉得要捞回本钱才行。另一个就是传销违法的成本太低，令他们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法治周末》：刑法修正案七中，将“领导和组织传销活动罪”写入其中，这一修改对打击传销的力度影响如何？

    李旭：实际上，这个法条可以说是被架空了。我觉得，制定法律者未必懂传销，至少，他们停留在1998年以前的传销上，那是一种多层次的传销。但现在很多传销组织，只要发展29个人，就可以做传销老总。

    另外，传销金字塔顶上的人都在幕后，根本找不着。还有，一些下线也根本不愿意作证，凑不齐30个人。所以，很难形成证据链条。我觉得目前打击传销的法律没有震慑力，包括刑法以及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

    《法治周末》：那您对打击传销有何建议？

    李旭：我的建议有不少，但最重要的就是降低处罚门槛，不要用发展了几个下线来定，要依据一个人在传销组织中起的作用来定。比如，一个讲师，他没有发展几个下线，但却是传销组织的管理者，也获得了一定利益。那么，我认为也应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在现行的法律下，很多人成了漏网之鱼。

    如果对传销的打击还是按照禁止传销条例中的规定，归工商局主管，是不合适的。工商部门只有罚款的权力，很多传销者一句“没钱”，就令罚款不了了之。所以，打击传销应该由公安部门主管，形成一股合力，多管齐下。

    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也有必要。依据禁止传销条例，为传销组织提供仓储或培训场所者，可处5万到50万元罚款。但对为传销组织提供住宿者，却并未提及。

    《法治周末》：传销难以除根，是否与它也在不断升级有关？

    李旭：是的。1990年，传销进入中国，一开始，还靠卖产品赚钱。这几年，已经演变成为空手套白狼，纯粹靠拉人头赚钱。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地都有传销组织。此外，很多高学历，甚至法律界人士都被拉下水。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传销组织几乎一骗一个准。

    与传统传销相比，网络传销已是甚嚣尘上。他们鼓吹“轻松致富”、“在家就可赚大钱”等，让人们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聊天室发展下线。这种传销模式更加自由，也更隐蔽。一般来说，它的服务器都设在境外，一旦有风吹草动，大不了关闭服务器。但它的游戏规则也和传统传销一样，大部分的钱，都被金字塔尖的人卷走了。

    《法治周末》：民间反传销协会与各地工商、公安合作情况如何？

    李旭：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因为很多打击传销的部门，并不怎么了解传销。

    《法治周末》：那民间反传销协会是如何了解传销新变化的呢？

    李旭：自从协会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研究传销的新变化。我们会对互联网上以及网友、受害者传给我们的资料进行分析。必要时，我们也会通过卧底的方式去揭开传销的新画皮。

    《法治周末》：据您所知，工商、公安部门在打击传销的工作中，还存在哪些不足呢？

    李旭：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据我所知，工商部门有一个全国联网的传销数据库，各地工商部门依据当地对传销的打击情况，录入“黑名单”。这样做是为了在传销组织流窜全国时，更好地掌握线索。但是，有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找我诉苦水，他们原本认认真真地录入数据，可是到了年终评比时，发现别的地方录入工作并不到位，导致传销算不上厉害的地方，反而成了官方掌握的传销“重灾区”，打击了地方执法部门的积极性。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