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仇兆燕

提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至关重要。但是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如何发力？

多位与会人士认为，要“不计一切代价”加大政策力度稳定经济，尤其是对民生支出保障和中小企业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重要作用

基建投资是稳投资、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5%，比较强劲。但他认为，可持续性上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在下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专项债不断增长，如果继续投资基建，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会越来越高”。出口方面，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及海外供应恢复影响，外需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在李迅雷看来，促消费意义就非常重要。

聚焦在政策运用上，李迅雷认为，目前货币政策作用有限。“从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看，无论是居民信贷还是企业信贷都显著回落，而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我国降息空间有限。所以，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李迅雷表示。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今年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出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保障。

在具体投入的方向上，李迅雷认为，过去财政政策主要是用于稳市场主体，拉动就业，而直接用于消费领域的投入偏少。因此，财政政策要重点用于消费方面，例如可以发行消费券。“在2020年疫情大暴发的时候，美国主要是通过直接发现金给居民家庭，但这个没有消费券有针对性。”他说。

陆挺也表示，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

结构性货币政策发挥挑大梁作用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信贷资金直达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近期，人民银行又推动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行业倾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

“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约占到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债权的60%左右，已超过中期借贷便利、逆回购操作等普通类型的流动性支持在债权中所占的部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华夏银行原行长张健华表示，市场化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改革方向，通过价格调控取代数量型调控。当前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得相对少一些，数量型的工具用得比较多，并且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越来越具体。

对于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张健华分析称，一是能够向市场传递信号，即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除总量与价格外，预期管理和引导性导向也很重要；二是此类直达的货币政策工具缩短了传导路径；三是起效快，而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都有一定的滞后期；四是能够直接降低一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

总量政策亦不能忽视

与会嘉宾对于后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也提出了一些思考。

张建华认为，第一方面，鉴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指向性较为清晰，因此需要人民银行与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场前面，要更清楚地知道投向哪些行业的效率会更高；第二方面，这种以价格优惠吸引银行撬动资金的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投资性质的财政资金更加有效；第三方面，结构性改革也是长期问题，通过货币政策的短期工具来支持长期结构变化有一定难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建议，货币政策要以总量政策为主，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做，但是要做得更加谨慎一些，避免带来新的效率损失。

“货币政策肯定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尤其是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黄益平强调，即便要采取力度比较大的货币政策，也应更多关注总量层面、宏观层面的效应，而对于一些结构性的措施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同时，他还建议当前“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在跨境资本流动上要做一些文章，给国内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大的独立性拓展空间、增加更大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