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投圈有一件被人们经常提起的事情：在2000年时，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投资110万美元，买了当时腾讯20%的股份，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陆续将这些股份卖出，获利1100万美元，结果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腾讯的市值已经达到了约4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李泽楷保有腾讯的股份直到今天，那么他手里的110万美元将会狂翻近70000倍、变成723亿美元，但他却在获利10倍的时候就清仓了，由此错过了史上最知名的万倍标的之一。

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传开之后，很多人都评论说：“你看，李泽楷的眼光也不过如此。这些传统行业的固步自封者拒绝学习新鲜事物，所以注定跟不上时代步伐。”但事实是：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李泽楷当时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的公司在当时因为收购香港电讯而债台高筑，出现连续巨额亏损，如果不将腾讯的20%股份出售套现，那么企业将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毕竟公司都是有股东的，你不给人家一个说法，人家就会给你一个说法。从这点来看，如果把那些评论者放到李泽楷的位置上去，他们并不会做得更好。

李泽楷和腾讯的故事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B端的机构来说，他们对于亏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手里的钱不是自己私有的钱，而是股东的钱，而每逢发布财报之时，你都要给股东一份好看的答卷。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机构不可能长期拿着比特币等区块链资产的原因：在数字货币发展的早期，各种资产的价格上蹿下跳，市值瞬间蒸发百分之八九十是家常便饭，而且很有可能多年都一蹶不振，然后在某一个早上突然狂翻100倍。这种高度的不稳定性是机构、或者说他们背后的股东所无法忍受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某个私募基金倾尽全力在2014年买入了大批的区块链标的，那负责这笔投资的主管估计还没撑到2017年底的大牛市，就要在股东们的抗议声中被赶下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但凡能长期拿着数字货币的，往往是C端的个人，而并非B端的机构，币圈有一句话叫做“闲钱持有”，但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公司内部经常没有闲钱可言，如果某项业务亏损、导致企业的流动性面临危机，那其他的资金就必须要来顶上，否则的话，企业经营很可能就难以为继，除非你年年都盈利，现金真的多到花不完的地步，否则想要拿一笔钱扔在币圈里，财务报表上很可能将会极度难看。

由此以来便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一般的B端投资机构无法长期持有数字资产，那为什么币圈目前各种各样的tokenfund却可以长期持仓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tokenfund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公墓或私募基金，严格意义上的基金不仅要有资产端，还要有资金端，也就是要通过一定渠道来募资，而很多tokenfund的创始团队由于缺乏行业声望的积累与沉淀，公信力不足、并没有进行对外募资，仅仅是在拿自有资金来玩。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这样的角色我们一般称为“大户”，不过考虑到“大户”的名字听上去比较土肥圆，跟区块链这种时代前沿的高大上产业不太匹配，而通证基金的成立又不需要像法币的公募基金那样取得牌照，于是很多大户就以“数字货币基金”、也就是tokenfund的创始人的头衔出现，也就是说，很多tokenfund很多只不过是披着基金外皮的个人而已，因此他们的行为也就与一般的基金不同，可以长期持币，而无需向并不存在的股东们负责。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数字货币市场的振幅已经远远不如几年之前了，过去振幅高达百分之二三十，人们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而现在有个10%的股票水平的波动，业内就开始大呼小叫了，这种现象主要应该归因于两点因素：一是很多新增的从业者并没有经历过以前市场的大幅震荡时期，因此看见超过A股涨跌停板的波动便会有少见多怪之嫌。

另外一方面，目前数字货币市场总体的振幅在逐渐收窄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未来金融机构入场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而散户们能够“长期持币”的优势也正在消失。至于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笔者将会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里向大家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