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欲进行政治捐献的财富新贵如过江之鲫，但若背后无人指点，再聪明的天才，也免不了被那些混迹政坛数十载的“老炮”政客当成韭菜割。

萨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下文简称SBF）的故事便颇有代表性。

此前名不见经传的SBF，在2020年下半年，向拜登团队捐献500万美元，在以企业CEO身份给拜登捐款的100人排行榜中，他排名第二，仅次于捐了八位数的老牌富豪布隆伯格，一时间引起了不少讨论。

SBF出生于1993年，父母均为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家中无政商背景。大学就读于MIT物理专业，但他志不在科研，只一心想对社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力，因而一度考虑从政或进入新闻业。

最终，他决定采取慈善捐赠的方式实现其志向，这是因为大学期间，他接触到了“有效利他主义”理念。

该理念关注的重点是以务实的方式来帮助他人，利用科学和理性来确保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像传统的慈善组织那样付出了心力，却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该信条鼓励参与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以便有更多的钱可以捐赠。为此，SBF毕业后进入Jane Street Capital，成了一名交易员，因为金融业赚钱快又多，可令他更快实现目标。

在华尔街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2014年6月-2017年9月），他捐出了一半的收入，并在离开Jane Street Capital后，在有效利他主义中心任职了两个月的发展总监。

2017年，加密货币市场风起云涌，SBF也加入了这股浪潮，于11月成立加密货币交易平台Alameda Research。

短短三年时间里，SBF已经借此积累了100亿美元财富。Alameda Research现在已经成长为最大的加密货币公司之一，日营业额超过20亿美元，管理着约25亿美元的资产。

2019年5月8日，SBF的另一个创业项目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平台FTX正式投入运营，公司总部在香港。

如今FTX市值已达到35亿美元，成为交易量第五大的衍生品交易所。FTX还成立了FTX基金（FTXFoundation），FTX将其收益的1%投入到该基金中，并在网站上开放投票，让用户选择投哪个慈善项目。

SBF的资产净值约为100亿美元，主要来自FTX的持股和加密货币，财富结构缺乏流动性。他表示打算捐出大约一半他持有的加密货币，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对他事业版图的再投资。

他说自己的的终极目标是捐款。截至2020年7月，他已经捐款一千多万美金，今后还将继续捐出更多。他说：“所以我要弄清楚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赚钱，（以便）尽可能多地捐款。”

随着财富规模到达一定程度，政治捐献成了必然之选。而他选择的捐款渠道颇为特别：一个名为Future Forward（下文简称FF）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FF成立于2018年，此前鲜为人知，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并无多少动作，其2019年提报的纳税申报单中收入不足700万美元。

到了2020年，FF突然发力，单在拜登一人身上的投入便接近一亿美元，按总统选举支出来算，它是排名第六的外部团体。FF的支出主要花在了大选日之前几周的密集电视广告投放上。

FF的捐款大户包括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的达斯汀·莫斯科维茨、Twilio创始人杰夫·劳森、谷歌前CEO艾瑞克·施密特、默多克的小儿媳凯瑟琳·默多克、Netflix创始人里德·哈斯廷等知名人士，以科技界为主，其中当然也包括SBF。

仅在2020年9月1日至10月15日的45天里，FF便筹集了6600万美元。其中包括达斯汀·莫斯科维茨的2200万美元，劳森夫妇的600万美元，SBF的500万美元，艾瑞克·施密特的75万美元等等。

之所以FF对科技界富豪有较强的吸引力，是因为它将社会科学方法和随机对照试验引入现代竞选运动中，以便评估和优化广告对选民的影响。这种崇尚效率的运作方式，让FF成为硅谷政治捐献领域的新星。

不过，SBF和FF虽然引人瞩目，却远非弄潮儿或领军人物，他们都只是过去四年硅谷富豪政治捐献激增这一大趋势的组成部分。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科技行业富豪开始变得比以往更热心政治，他们将自己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党派竞选活动中，雇了全职的政治助手来管理他们的投资。

这些富豪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中大部分人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进行的政治捐赠非常少。过去四年中政治捐献最多的15个美国科技业富豪，在2016年之前总共只捐赠了700万美元（平均每人不到五十万美元），而在过去两年里，这一数字超过了1.2亿美元。（平均一人800万），这还没包括他们捐赠给无需披露资金的政治团体的资金。

这15人里，包括上文提到的达斯汀·莫斯科维茨、杰夫·劳森、艾瑞克·施密特，以及SBF。

在以企业CEO身份给拜登捐款的100人排行榜中，SBF排名第二，仅次于捐了八位数的布隆伯格。

虽然SBF的捐款数额不可谓不大，但在整个竞选开支中，只能说是沧海一粟：拜登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以及他们的外部支持者共筹集了约16.7亿美元。

这笔捐款给SBF带来的好处，从两方面来看：

（1）从政治角度来看，SBF暂未从这笔捐款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他目前为止得到的唯一一个即时性的“回报”，是参加了一个包含拜登在内有20人出席的zoom线上会议，得到了向拜登提问的机会。拜登后来在几个重要财政相关职位的任命，对加密货币行业来说也并无多少好消息，“捐款新秀”SBF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从营销角度来看，这笔钱的效果立竿见影。加密货币圈毕竟是个小圈子，而这笔捐款，让许多币圈之外的媒体和读者第一次了解到了SBF其人，以及他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当他2019年推出FTX时，他需要围绕它建立一个社区，所以他就主动在社交媒体上为FTX代言，因为FTX是面向散户的业务，客户越多越好，如果无人知晓就一文不值。对SBF的团队来说，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吸引用户，而提高知名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知名度的提高，反过来也有助于帮助他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与他之前运营Alameda的思路是相反的，因为Alameda并不需要过多宣传。）

在2020年之前，SBF的政治参与活动极有限，能查到的仅有的两次记录，一是在2012年的一则博客文章里提到过政治选举，二是在2016年花了一天时间为挨家挨户为民主党拉选票，得到了民众颇为冷漠的回应。

如今，身价不菲的SBF已不需要再做这么低效率的事，但他自称以后并不一定会成为持续的政治捐献者，且有可能在2024年一分都不花在政治献金上，他说自己之所以在2020年给拜登捐款，与其说是为了某个具体议题，不如说是出于对拜登团队的稳定性及决策过程的认可（这句话亦可理解为，因为特朗普太差，所以选择支持拜登，这也正是许多硅谷富豪决定在2020年支持拜登的原因）。

除上文提到的FF外，SBF还向Give Well（高效捐赠慈善平台）、The Humane League（动保组织）、Open AI（非盈利AI研究组织，旨在通过促进和发展友好的AI，使人类整体受益）、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旨在降低核武器、生化武器、化学武器的长期威胁）等慈善公益类组织进行了捐款。

虽然口头上云淡风轻，但鉴于SBF个人对社会影响力的强烈渴望、其所在行业受监管影响极大、其公司需要民众关注度等原因，他今后对政治领域进行持续捐献是大概率事件。

拜登团队目前的当务之急很多，加密货币事务实在排不进他们的重点待办事项里。许多加密货币领域的专家也表示，不必过多纠结于拜登个人对加密货币的看法，美国未来四年的加密货币政策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他任命谁担任关键职位。

首先是财政部长耶伦。她对加密货币用于非法活动表示担忧，表示希望加强监管。她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为美国货币监理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定下基调。

另一个加密行业非常关注的任命，是SEC新主席加里·詹思乐。

与态度保守的耶伦相比，詹思乐曾在MIT斯隆管理学院担任教授，教授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金融技术和公共政策，并在MIT数字货币计划任职高级顾问，研究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新金融技术，并担任MIT媒体实验室数字货币项目的高级顾问。

詹思乐对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态度既开放，又严厉。他曾向国会表示比特币是“现代形式的黄金”，还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称为“创新刺激物和变革的催化剂”，还讨论了将美联储带入现代支付时代的必要性，并建议将数字货币纳入SEC的监管。

詹思乐曾担任高盛合伙人，还曾任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期间以严厉的监管风格名震华尔街。他在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比特币和加密货币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保护投资者，他说：“（这些）市场确实充斥着欺诈和骗局”。

相比高调捐款的SBF，加密货币行业的其他人采取的动作更为稳健务实。他们希望让拜登政府相信，该行业并不只有“金融犯罪企业”。

区块链协会是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行业的主要行业协会，其执行董事克里斯汀·史密斯表示，该协会正在向拜登政府的关键成员展开游说攻势。

史密斯说，协会已经与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会面，目前正在安排与财政部长耶伦和被提名副国务卿的、加密货币和相关技术事务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沃利·阿迪耶莫会面。

此外，加密货币行业正在组建一个由投资者、CEO和顾问组成的财团，定期与关键的政府官员见面将大有助益。

作为学术家庭出身的年轻财富新贵，以及政治捐献领域的新人，SBF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目前处于可忽略不计的状态，其与拜登团队也几无人脉关系或除政治献金之外的利益往来。

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