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十多位省部级官员、顶尖学者齐聚凤凰。凤凰网财经承担主流媒体责任，强势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一场以“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的线上交流。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视频演讲中严肃提醒：我们要对“去中国化”的说法保持高度警惕。英雄所见略同。在龙永图的开幕演讲之后，两位经济领域内的顶尖学者不约而同谈到了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发出预警：“一个排斥人民币、排斥中国的同盟正在形成”。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仍然是国际主要货币，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向美元靠拢，而不是与美元脱钩。”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或已经形成，并且引起了民间和学政的警觉。本文以时间为序梳理一下近期有关“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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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花旗银行的电话会议中面向全球投资者，直接点评了美联储这波操作的合理性。耶伦表示，美联储希望通过货币互换的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但并不希望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美联储可能不会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货币互换的范围。如果想要扩大货币互换的全球范围，只能通过国际货币金基组织（IMF）采取进一步措施。《数字经济公社》转帖耶伦发言《耶伦六大论断：美联储不会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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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公社》评论员桃花潭发表评论文章《重塑现代货币金融理论和建立人民币主导的国际货币新秩序——评耶伦六大论断》（点击）。

耶伦表示，“美联储希望通过货币互换的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但并不希望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美联储可能不会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货币互换的范围“。Perry Mehrling描述的层次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为，位于最顶层的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元，其次是美英加瑞日欧之间的C6货币互换协议、再其次是其它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区域性的流动性池管理（如清迈协议、欧洲货币联盟或IMF的信贷额度）、接下来分别是国内货币和国内信贷。中美间没有货币互换协议，中国通过与英日的双边互换协议能够访问到美元全球流动性支持。因此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层次中，人民币位于C6货币互换协议之下。货币互换协议本质上是协议双方向对方让渡铸币权的安排，即以己方货币作为抵押向对方借入对方货币。因此当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美元进行增发时，拥有与美联储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的央行能够缓解或避免因美元增发导致己方货币相对（美元）购买力的减少或相对国家财富的减少。在美元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现实情况下，是否与美联储拥有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互换额度的大小实质上成为一种政治安排——即美国可以通过增发美元直接削弱他国货币购买力、收割其财富的权力，这也能有效阻止他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联储既已加冕为事实上的“全球央行”，却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时采取双标和玩弄政治。作为最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国，中国因此成为美元屡次放水最大的受害方。这种政治安排显然会削弱美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时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加速呈现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趋势。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中国的应对之策，除在现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层次结构上争取机会外，更应主动积极开辟新的空间——推动再全球化、与更广泛的伙伴建立公平、公正、可信的货币互换协议，建立并推动人民币主导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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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公社》发表公众号文章《稳定币全球监管第一人 | 学习韧性和技术的价值：Covid-19之后的全球金融体系》（点击）。文章是国际清算银行（BIS）创新枢纽负责人Benoît Cœuré在重塑布雷顿森林委员会——数字商会关于"转型后的世界经济"的网上研讨会上的讲话。Cœuré于今年1月从欧洲央行执委位置退休并加入BIS以负责新成立的创新枢纽。这次他首次以BIS管理层的身份做重要发言。在支付、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等领域，他属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Cœuré不仅曾是BIS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主席，也是G7和FSB稳定币工作组的主席，4月中旬提交G20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咨询草案即是他领导下的成果。这次发言着重讨论2个问题，分别是新冠疫情体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技术对后疫情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针对发言的第一部分，《数字经济公社》评论员“桃花潭”浅谈了三点：监管的恶化、救市的无底线以及去中国化、政治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指出：

此外，中国需要认清形式并正确应对已经形成的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Perry Mehrling描述的层次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为，位于最顶层的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元，其次是美英加瑞日欧央行之间的C6（常设并且无额度限制的）货币互换协议、再其次是其它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区域性的流动性池（如清迈协议、欧洲货币联盟或IMF的信贷额度）、接下来分别是国内货币和国内信贷。中美间没有货币互换协议，中国通过与英日的双边互换协议能够访问到美元全球流动性支持。此次救市，美联储还将总额为45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扩展到其它9个央行。耶伦表示，“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美联储可能不会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货币互换的范围“。但这9个央行的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和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因此，这确实是政治化的安排，但仅仅针对人民币。虽然IMF在努力提议新的SDR分配，但近日美国反对了IMF针对中国和伊朗的大量流动性支持。这体现出美国在加速呈现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趋势。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中国的应对之策，除在现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层次结构上争取机会外，更应主动积极开辟新的空间——推动再全球化、与更广泛的伙伴建立公平、公正、可信的货币互换协议，建立并推动人民币主导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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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独立研究员龙白滔博士发表2万字长文《DC/EP vs Libra，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正式拉开序幕》（点击）。文章展示了高级别的数字货币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数字货币问题：全球性利益失衡和矛盾加剧以及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货币数字化的发展，激励了中美分别以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和私营数字美元Libra的形式参与了这场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所以这场竞争主要的紧张关系在于公共部门vs私营部门，以及东方的中国vs西方的美国。中国虽然有发展DC/EP多样化的理由，但人民币国际化是根本目标。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功地将人民币“排斥”在体系之外，人民币不得不寻求发展新的空间。DC/EP作为全球第一个落地的（零售）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中国这次真的领先了么？Libra与全球监管历经近一年的“磨合”，已经达成共识和默契，它实际上承担了为美元体系“续命”并“狙击”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历史使命。这场波澜壮阔的竞争刚刚开始，它必将深刻地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作者也在本文中对中国数字货币战略提出了两点积极建议：分享人民币铸币权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货币体系；充分激励和发挥全球私营部门的作用。长文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人民币被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排斥的事实，并指出：

中国未能加入美元的货币互换网络，中国央行缺席BIS与六家央行的CBDC工作小组，这两件事情看似孤立，实质上反应了人民币已经被隔离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外的事实。中国的应对之策，除在现有国际货币层次结构上争取机会外，更应主动积极开辟新的空间——推动再全球化，与更广泛的伙伴设立公平、公正、可信的货币互换协议，建立并推动人民币主导的国际货币新秩序”。

文章指出，通过美元全球货币互换网络，Libra货币篮子与IMF/SDR都成为了美元控制流动性的工具。并得出结论，人民币不可能进入Libra货币篮子，但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Libra可能发行人民币稳定币。因此Libra的发行是维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削弱人民币货币主权和国际化战略。

由此可见，进入Libra货币篮子并被分配相应的权重，就成为了一项“自然而言”的政治安排。无需多言，这项安排服务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哪些货币能够进入Libra货币篮子？哪些必须拒之于“篮”外？这不由Libra协会决定，答案在美联储的货币互换网络。2013年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加拿大央行设立了常设、无额度限制的C6货币互换协议；2020年3月美联储进一步将总额共计4500亿美元的临时货币互换额度拓展到九家货币当局——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央行。这些货币互换协议将所有相关国家的货币体系在全球层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美元的全球网络。

如前所述，人民币不可能进入Libra货币篮子，但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Libra“水到渠成”地发行人民币稳定币LibraRMB。LibraRMB将在FSB建议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框架下运行。作为G20成员国，中国会尊重FSB制定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并相应制订本国的监管细则。LibraRMB的储备组成为20%现金或现金等价物，80%为三个月以内的高信誉等级、短期人民币国债。储备结构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如余额宝的资产结构类似。2018年1月1日起，余额宝之类的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被央行纳入广义人民币（M2）的统计。这表明，针对将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用作人民币支付工具监管方面，中国央行已经相当有经验。除了代币化和数字化的差别之外，LibraRMB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金融属性也许会非常接近。Libra协会也有意愿与中国央行和相关监管机构去沟通有关发行LibraRMB，用智能合约实现中国央行的外汇管控也并不困难。易纲近日在“财新论坛”上强调，在应对日益增加的“逆全球化”风险时，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在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领域，中国央行欢迎“与主要国家央行以及区域内的合作”。因此监管经验、技术可行性、国际合作氛围、监管双方的意愿，都支持发行LibraRMB的可能性。如果最终Libra能发行人民币稳定币LibraRMB，这将是国际数字货币良性竞合的体现。

LBR被刻意设计为在非国际货币国家以取代当地货币体系，这是 “美元化”曾经达到的效果。但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美元化”有了新的外衣：代币化和篮子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究其根本，美元的全球货币互换网络，已经让货币篮子成为美元控制流动性的工具。正如前文“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述，在美元主导的层次化国际货币体系中，IMF提供的信贷额度与其它区域性流动性池，其优先级都在C6之下。最近，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IMF正在向多个国家发行SDR额度。获得SDR额度本意不在为使用SDR，而是通过SDR额度获得美元流动性支持：否则，增发SDR对于缓解美元流动性短缺有何意义？所以IMF的SDR被定位于区域性流动性池，在国际货币层次架构中位于C6之下。Libra货币篮子可以被认为是与IMF/SDR类似的区域性流动性池，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层次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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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省部级官员、顶尖学者齐聚“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的线上交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的发言《全面估量新冠冲击的金融影响》（点击）。

这次危机刚开始时，全世界突然出现“美元荒”。历史上，美元荒出现过几次，最近的一次就是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美元荒之后都产生了一个确定的结果，在专业人士眼中，美元荒通常都意味着某种国际金融格局的改变，改变的方向则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强固，美国当然因此获益。

如何应对美元荒？现有条件下，只能是通过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央行实施货币互换来应对。所以，此次美元荒不久，就有九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这里有两个事情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签约的央行中没有中国的央行；第二个是，互换网络中的货币没有人民币。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在疫情中，虽说各国因“封国”而在实体经济领域被隔开了，以至于出现“去全球化”现象，但是，同样是危机，使得大家对美元需求更强了，正是这种“共同需求”将各国在金融上进一步联系在一起，而这样一个日益加强的货币金融网络中独独没有中国，没有人民币。这种可称为国际金融“去中国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

这次疫情以来，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已经安排了三次。如果再回顾历史，上一轮次贷危机时也有一波美元荒。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对美元产生冲击，但是危机发生后不久却出现了美元荒，这是实在无可奈何但又必须接受的事实。当时，即2008年，也有一个货币互换的协议，我们当时对此就做过研究，发现，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来者不善。如果联系到当时美国高调推出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即TTP，情况就更为明显。在这个协议中，多数环太平洋国家都参与了，包括像越南、文莱等，但是，独独也没有中国。我们当时就指出：贸易协定中排除中国，货币金融协定中没有中国，中国明显被孤立了。这意味着，“去中国化”的倾向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此次疫情进一步发展了，这非常值得关注。

还有一个佐证。大家知道，数字货币Libra的2.0版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货币是以五、六种货币来定值的，而这个定值的“货币篮子“里也没有人民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国际上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一个排斥人民币、排斥中国的同盟正在形成。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人民币强起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当然，作为基础，更少不了让中国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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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公社》自今年4月起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和文章与和李扬老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法、观点和结论基本一致。可以确切地说，国际货币体系的“去人民币化”是刻意设计的结果。美联储与其它5家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C6起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2013年形成常设和无限制的安排。C6基本上覆盖了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美元流动性需求。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触发的金融动荡，加剧了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元全球货币互换网络的建成具有精心设计和明确针对性的特征。这看上去并不像美国为应对近几年中国国内渐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面，很容易得出一些结论：

Libra的篮子货币方案其实是美元全球流动性工具，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很容易得出结论Libra挑战美元霸权的错误结论。Libra货币篮子的作用于与IMF/SDR一样；

人民币绝无可能加入Libra货币篮子，但Libra确实可能发行人民币稳定币，笔者相信对阵双方都有这个意愿。

认清现实、努力争取、底线思维

因此针对已成事实的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的应对措施是什么？笔者认为：认清现实、努力争取、底线思维。

“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已有格局，对人民币被“围堵”和“隔离”的现实有清醒认识，抛弃幻想。

“努力争取”就是要继续在已有的国际秩序下尽最大努力，例如参与IMF/BIS/FSB等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在国际央行和监管社区分享中国经验并塑造共识，努力提高中国的发言权。

“底线思维”是指，“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即中国应该在“努力争取”的同时，努力开辟新的国际空间，不“脱钩”，但如果不得不“被动脱钩”要有自己的后手。

如何看货币问题

笔者想强调的主要是，看货币问题要方法和现实结合。我们观察到谈论货币问题时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对现实世界运转机制一无所知，看了一些教科书就来发表观点。例如，不了解货币的本质（债务vs商品？）、货币发行机制（公共部门vs私营部门分别承担什么角色？）、央行和商业银 行的关系、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和治理制度（哪些机构、哪些人在影响货币的制度、标准和发行）等等。这些机制和知识，都很少见于普通的教科书，如果不深入研究很难获得正确的知识。这一方面，近期出版的《数字货币：从石板经济到数字经济的传承与创新》（点击）非常独特地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本质、治理以及数字货币的各种金融现象。巧合的是，该书领先了另一本类似的著作《货币冷战》（点击）的出版，后者由享誉全球的数字身份和数字货币领域思想领袖David Birch撰写，并将于5月28日出版。

两本书都展示了高级别的数字货币讨论，以相似的方法和逻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数字货币领域竞合的主角将是私人数字美元Libra和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但《货币冷战》的“冷战”思维和腔调并不足取，《数字货币》更多体现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有序竞合的主基调。

笔者经常说，评价一个人，是“听其言、观其行”，后者是主要的。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大部分时候，“说什么”都是为宣传和洗脑目的。书，也一样。当然观察和评价一个“集体“也应当如此。所以有独立的学习、思考和分析能力是最重要的。

最后说一点，可以更多关注非主流的一些学者，也许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多一条捷径。笔者今天推荐的学者是Perry Mehrling和Michael Hudson。


                                                                                                              来源：龙白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