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满 40 周年。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如今已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在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政府运营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享有“设计之都”、“创客之城”等美誉。而今年，也是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

回望 40 年来的“创业”历程，深圳有太多的经验值得“复盘”和借鉴。而站在如今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关键节点，深圳未来如何完成新的使命，创造新的“深圳奇迹”，也值得思考。

郑磊博士的专著《潮起大鹏湾：大学生眼中的深圳》在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之际正式出版。本书从城市发展的多个维度分析了深圳特区的成长路径和成功因素，并以苏州为例对比了深圳与内地开放城市在政府作用方面的区别，最后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视角，对深圳未来的角色和作用做了初步分析和探讨。

“ 到 2020 年 8 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满 40 周年，《潮起大鹏湾：大学生眼中的深圳》正好赶上这一盛典，作为一部反映深圳发展主要成就的专著，深入分析了深圳如何在改革的春风中起步，如何渡过青春期的骚动和不安，一步步脱胎换骨，从边陲不知名的小渔村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创新大都市。作为主编，我以深圳为例，抛砖引玉，谈谈对中国经济的一点感想，希望能为解读城市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一点参考。”

 --郑磊 

图为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

这是怎样一座城？

理解深圳这个神奇的破土而出的城市，用摩天大厦、生机勃勃、奋发向上这些词汇都无法涵盖其真正特点。

如同要用三个词概括一个城，这很有挑战性，尤其对于初来乍到不久的人来说。本书的年轻作者们集思广益，最终提炼出了：速度、创新和绿色，也许年轻人更理解年青的含义，这三个词确实凝练而贴切地勾画了这座年轻活跃、积极进取的新城。

深圳速度，这是小平同志当年站在国贸大厦有感而发，脱口而出的对深圳的赞扬。没有 如此高的发展速度，怎么可能在四十年里在这个海边凹凸不平的丘陵地上，拔地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深圳为什么“牛”？因为深圳“NEW”啊 ! 深圳“牛”在创新。

创新，这个词原本与深圳不搭界，还有人不会忘记当年深圳起家靠的是“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业，先是“前店后厂”，之后又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山寨机”制造销售集中地。然而，凤凰涅槃，深圳最终还是踏上了科技创新之路，这个无论知名大学还是重点研究机构数量都排名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是大家公认的科技创新城市了。这两个词更多地涵盖了深圳的经济增长特征，而蓝天、白云和绿地，则表明了深圳还是一个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的城市，是一个民众生活满意度高的地方。

为什么是深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带动城市建设不断革新迅速发展，而深圳取得的成果尤为瞩目，真正的引擎是什么？本书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入手，解读深圳发展。

对于深圳的飞速发展，一直存在一种片面看法，认为深圳当年是倾全国之力建设的特区，郑磊博士认为，这是与历史不符的错误说法。

回顾深圳发展过程，可以说，由国家和政府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少的。深圳的起步，可谓“缺钱、少人、无技术”，捉襟见肘，虽然有土地资源，但也因为各种固有的法律法规限制，无法发挥作用。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所有关键要素都不具备或不充分，理论上本不具备发展的空间。深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解放了这些生产力要素：缺钱就引资，用土地换资金，借船出海，主要依靠外部投资；没有人才，就争取改变人事、工资等分配制度，建立激励机制，种上能引良禽之木；没有技术就从低端制造开始学起，滚雪球式地发展壮大；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零到一，靠的都是突破约束性的制度限制。如果说中央支持了深圳，也主要是在制度层面上，给深圳开了一个个“小口子”，而且这也是深圳努力争取来的，并不是从天而降、张口能吃的“馅饼”，很多都是深圳率先实验，之后才推广到其他地区甚至全国，其间需要顶住多少非议、争论和压力，应该说制度的破立和创新，才是深圳这一段创业过程的真正的引擎。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深圳的发展具有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发达经济金融大都市，而且在时间上也满足了香港产业升级转移的要求，天时地利都具备，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也正是本书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入手，解读深圳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选择了深圳而不是距离香港略远的东莞或惠州作为经济特区，这是深圳发展的一个前因和外因，但是，如果没有勇于改革，敢为人先的后天努力，结果也未必如此。

另一方面，深圳能发展出全国瞩目的知识经济和绿色低碳经济，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有序地向更高治理质量的社会发展过渡，确实单凭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和制度演变过程决定的。

本书特意将知识产权保护，创业投资和碳排放交易作为反映政府与市场正向互动关系的重要例证列举出来。低碳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碳排放交易市场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也是金融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实体经济竞争力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关于有为政府的争议是政府很容易出现过度参与市场活动的情况，无论是政策制订还是主导投资行为，容易对市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林毅夫先生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强调了“有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他同时也强调这是一种辅助性的力量。主流经济学家其实也形成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缺位的共识，问题只在于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的政府才算是有为，而不是乱为或不为呢？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有一个观点颇具启发性，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维护市场公平秩序，通过政府有形之手促进市场整体交易成本降低。换言之，政府是市场的守护人，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而市场主体才是经济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政府无法替代市场主体的角色，市场主体也做不到政府能做的事情，比如制度设定和执行落实。市场本身有活力，但是往往也会走偏或过度调整，导致全社会“熵增”，无论单纯的市场交易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会上升，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往往是政府的“有为之手”能起到纠偏和调节作用。

深圳做对了什么 ?

深圳，则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一直探索在转型升级的路上，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将闻名全国“深圳速度”转变成闻名全球的“深圳质量”。

城市如何创新，这是《潮起大鹏湾：大学生眼中的深圳》关注的一个重点主题。

深圳曾经是经济特区，地理位置又靠近香港，具有深水良港，那么深圳的创新路径是否就不可复制呢？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本书拿一个内地城市创新城市作为对比。苏州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起始禀赋优良，地理位置优越（长三角黄金地带），靠近繁华的大上海，而且同样受益于新加坡的产业转移推动。

这是一个可比的案例。

另一个选择苏州的原因是她和内地其他城市一样，甚至和深圳刚起步时也一样，靠的都是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有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条件，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但是也和其他内地开放城市一样，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搞清楚以苏州为代表的内地城市和深圳的发展过程中的根本区别，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关键所在。

在产业转移大潮中，很多地方以成为“世界的工厂”为荣，而没有认识到这只是一种短期的较低端的比较优势，是在人口红利期存在并依靠低成本实现的。只要经济在增长，就不可能始终维持低成本水平，所以产业转移一直都在进行中。深圳只是将生产加工作为攀升的起点，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从而衍生出了包括生产服务业在内的丰富的服务业形态，有效形成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有效抵御了低端外资制造业撤离和传统产业迁出时造成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主动调整的过程，不仅仅企业参与了，政府更是引导和协助企业在调整，政府的规划工作具有前瞻性，同时做到了分清界限，把握好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不干涉市场主体的具体经营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企业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而不仅仅依赖于外资企业带来的经济繁荣。具有自我造血能力和内生有机成长的本地企业和创业企业家群体，成为了深圳外资之外一股生命力更强的经济增长力量。

其实苏州中新工业园的起点虽然在时间上比深圳引进外资略晚，但是起点要比当年深圳“三来一补”时高得多，作为被引进的外方的新加坡，当时正是以信息电子产业为支柱产业，所以一开始引进的就是高科技电子产品制造。这些产品的配套配套组建主要是高科技电子器件和组件，这类产品的配套能力是当地企业欠缺的，短期也无法形成这种能力，这是苏州产业机构在引进外资之后，存在的先天不利因素。而深圳从最简单的电子、机械、塑胶等产品的配套开始起步，经过同样长的时间，建立了非常齐全的配套产业链，也增大了对外资企业的粘性，产业生态更为健康。当然，起点高也未必就是失败的借口，苏州本来可以高起点，利用长三角的人才和科研院所优势，把本地产业发展的重心放在生产工程技术支持和研发方面，高举高打，为跨国企业提供将概念设计转化为制造工程技术的服务能力，同样可以占据生产链的较高位置。

这正是市场主体和政府共同努力、各尽其职的结果。而在苏州这样的城市，很难看到政府恰到好处的“有为”所形成的像深圳这样适应企业成长的社会环境，值得各地政府深思。

该学习深圳什么呢？

“大社会，小政府”

郑磊博士对 20 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当时，他就职于一家美资企业，该公司刚进入大陆，尝试性地在深圳设立了办公室，并派遣了熟悉中国情况的一名华人 MBA 担任负责人。这名负责人当时深有感触地对他说：“我非常喜欢深圳，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和内地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他认为，需要理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深圳政府过去 40 年，很多工作是在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搭台子，完善市场管理机制，降低营商成本，并通过前瞻性的城市发展规划，通过政策倾斜，引导市场主体向着有利于城市和自身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深圳引导产业创新的各种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等，不仅领先内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认真在执行，从战略层面引领着城市的发展。

另外，政府需要明确自身定位。政府既有管理责任，又有服务职能，两个方面不能偏废，而且都是常态工作。

政府在市场未出现问题时，主要工作在于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这一点对于培育创新经济，尤其重要。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有时候甚至非常高，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另外，创新活动存在成本和不确定性，以及负的外部性，政府可以提供创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创新平台，将企业创新的资金门槛降低，甚至可以发起创新扶持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领域。这些都属于战术层面，深圳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

本文内容摘自《潮起大鹏湾：大学生眼中的深圳》，更多内容请关注此书。该书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郑磊系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新经济研究院（INERI）创新增长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从事政策研究咨询工作。本书总结了唐杰副市长等深圳政府主要领导，郭万达常务副院长、林毅夫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教授的思想、观点和相关论述，引导大学生从年轻人的视角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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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1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