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系统地介绍了社会时空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其脉络，并进行了简单总结。并与区块链进行了比照，以发现二者的切合点。

本文共计约2.5万字，可以跳着看，时间关系有些部分还待优化，请理解。

一、为什么是“社会时空”？

 “社会时空”涉及了“社会”、“时间、空间，即时空”、以及“社会时空”这些范畴和关系。

1、社会

社会，是个人、组织及其之间从事各种活动和实践的场域，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维持实践有序进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即社会系统。社会性，是人以及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规定。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偶尔会存在难于理解的情况的话，“人是天生的社会存在物”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学，是人们试图寻找和建构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能够指导社会有序变革发展的普遍法则的理论学科。从孔德最早提出和使用“社会学”这一范畴，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诉求。孔德指出“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和方法框架，都旨在揭示支配特定现象的普遍法则。”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诉求直到当前也没有很好地达成，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有这样的问题。人们也试图用热力学第三定律这样的自然科学来直接解释社会及社会组织中的现象和问题，但好像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

社会科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包括了社会学在内的诸社会相关学科的统称。我们看到当前电商的假货问题、共享单车的占用公共道路等等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传统组织管理、经济学等单独学科的研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组织的运营以及责权利的边界。以电商为例，假货的出现涉及“企业把控是否严格、监管是否到位、进驻商家可能的机会主义偏好以及用户等”诸多方面，问题归到其中的任何单独一方都是不合适的。在社会协作方面，GE发动机、三一重工向售后端延伸，红领西装、小米向需求端的拓展，都超出了传统客户关系管理、售后服务所界定的内容。景天魁指出“可以希冀时空社会学作为重建社会科学、走向“统一科学”的枢纽和平台”。

吉登斯指出“现在是社会科学更新的时刻”，当然这里的“现在”已经是很多年前。区块链，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框架，以及广泛的应用，为社会学的更新发展提供了不能再好的时机。我们是基于以上原因，在上述语境中使用“社会”这一范畴的。

2、时空，即时间与空间

时间和空间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基本向度，是人们认识和思考事物的首要起点。时空是万事万物的基本存在形式。人类社会是高级形态的物质，也有其时间和空间形式。时间、空间是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物质形式，同时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存在物。

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现代性，现代性的核心就是时间性。现代化之于企业就是不断创新技术，不断提高机器效率、管理效率以获取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企业的竞争力的根本都会归结到时间问题。现代化之于个人就是不断提高个人能力，不断促使个人融入各种时间节拍的过程。现代社会也叫工业社会，就是不断的城市化、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后文会详细介绍社会时空的演变历程。

以时间为例，虽然各种先进加工设备、管理技术、组织模式，特别是信息技术，极大的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丰富了时间的展现形式，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下面以诺沃特尼的分析为例说明“时间性”仍存在极大的拓展空间。

时间在言说。她说的内容比文字简单。她带来的信息则响亮而清晰。与语言相比，时间更难被有意操纵，因此也更容易被扭曲。故而，在言语撒谎之处，时间可以大声喊出真相。豪尔《无声的语言》

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其关于时间的论文中指出，时间犹如一些部落的仪式中使用的面具。对于参与仪式的人来说，面具都是由社会实在构成的，它们不是神就是魔——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躲在身后移动面具的是人。

所有人都是时间的实践者和理论家。实践“深嵌”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制约我们的生物节奏。此外，由于我们是社会存在，因此必然降生于一个时间结构本身不断变化的社会，并要学习在社会时间中生存。虽然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时间，……但我们关于时间的话语是不发达的。大部分关于时间的隐喻反映了祖辈的经历和经验，而非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似乎语言总是在一段时滞后才会记录来自社会经验的交托。

诺沃特尼在上文中提到的几个问题：事实的扭曲与真相或人的负能量的介入，从这一个角度讲，坏的情况下“时间”可能是藏污纳垢的最大所在，因为事实完全淹没在时间这一业已流逝的黑洞之中；不发达的时间话语，时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时间的结构性和层次性，时间的长与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与贯彻；时滞，虽然有录音录像等实时性技术，但关于时间的记录，大都是滞后的，这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关于“时间以及社会实践附着的时间性”所隐含的事实性、共时性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与管理，而这些可能是更为根本的。我们在上一篇文章《区块链技术的社会特性解读》中已经分析了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不难看出：区块链可以说能够非常完美和彻底地解决包括且不限于上面所列的问题。

3、社会时空

社会时空是人的社会实践形式，与实践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实践系统中的内在矛盾成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技术创新反映这种矛盾，并成为克服这种矛盾的异质性力量，由于时间和空间总是对实践存在制约性，也就成为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技术创新从本质上讲就是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优化与建构，虽然时间和空间由于技术改造得以重塑，但其对技术创新活动也存在一定制约，不同时空结构影响着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和创新效果，这也是实践与时空矛盾关系的必然反映。

吉登斯分析到：社会理论中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所激起的绝大多数都显著表现出认识论偏向，换言之，都执迷于相对主义、证实、证伪之类的问题。诚然，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或许的确有它的重大意义，但这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忽略社会理论更为“本体论”的关怀。我认为，社会理论探求者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的概念，而不是愈益沉溺于认识论争论，在究竟是否能系统地阐述历来被视为“认识论”的东西这种问题上纠缠不清。

基于上述观点，吉登斯指出“社会理论中根深蒂固的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问题（见下图的左侧部分）。针对二元论问题，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即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结构化理论可以概述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造，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经，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吉登斯指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

吉登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在场和缺场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社会互动都立足于在场和缺场的混合，时间和空间过程在这考量中具有了核心的意义。

社会行动的后果及其特征映射于空间形态的重构之中，社会行动和空间结构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纠结的关系。…。这种空间信息有助于寻找一条更严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象的因果链。因此，社会行动与社会空间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

吉登斯提出了一套完整、博采众长的也非常复杂的社会理论。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时空，他指出“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者结构性特征。”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很难全面解决社会科学领域如此众多和纷繁芜杂的问题。基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他对社和理论二元论的分析，我们指出：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样的一套技术方案，可以有效消弭二元论之间的鸿沟；关注个体社会实践，即承认社会对个体的制约、又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及其对社会的改造，并且这一互动又是不断演进的，这样的类似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社会框架，与区块链在整体、结构、颗粒度的形式上是一致的，与区块链演进发展过程在动态性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认识论特点是一致的。

这是我们关于社会时空和区块链二者“对等”的理解。这里必须指出，区块链的发展还需要持续的探索，但比特币这一公链所展现出的“时间、空间、个体、秩序、交易”社会时空特性及其所具有的整体性、结构性和对不同颗粒度的兼容性，是值得坚持的。最终可能会被证明，对这些的坚持、实现和贯彻是区别于传统互联网的根本所在。

二、为区块链建立对等的社会时空分析框架

1、何谓“对等”？

既然大家认为区块链可以“颠覆商业、重塑社会”，认为区块链不仅仅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那么对于区块链的解读就需要在一种对等的维度上进行，需要建立起对等的分析和认识框架。因为，社会时空就是商业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在时空维度上的展开，商业的发展、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是对社会性的认识与重构，也是对时间和时间性、空间和空间性的认识与重构。这是我们从“社会时空”角度切入的原因所在。

2、非技术决定论的

本文是基于区块链体现和很好贯彻了“时间”、“空间”等技术特性，而对社会时空进行考察，并分析二者的结合的可能性和方式。这不是技术决定论的。布罗代尔讲到：“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关于“技术、社会与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卡斯特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和描述：

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普遍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所以是我们分析正在成型的新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复杂状态的切入点。这项方法论上的选择，并非暗示新社会形式与过程的浮现，乃是技术变迁的结果。当然，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因为许多因素——包括个人的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冒险进取——干预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的过程，因此最后结局如何要看复杂的互动模式而定。事实上，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可能在于问错了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社会，而且若无技术工具，社会也无法被了解或再现。……要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谨记国家的角色，不论是拖延停顿、解除束缚，或是引领技术创新，都是整个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因其表现与组织了特定时空里支配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技术表现了一个社会通过社会制度——包括国家——驱使自身掌握技术优势的能力。这种生产力发展得以发生的历史过程，也标示了技术及其交织于社会关系中的特征。

当然，如果非要给这样一种做法一个指称的话，我们认为“两化融合”可能更接近。区块链在行业的深入应用，需要对行业有着理解，同时也需要对区块链的技术特点有所把握。信息技术的发展，行业信息化的推广应用，已经取得了大量不俗的效果，但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当前也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如很多业务和应用系统已经跨出了企业边界，互联网的整合作用越来越多但同时出现了数据安全、隐私泄露等诸多问题。区块链连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出现，会进一步推动行业信息技术的应用，这与原有的“两化融合”模式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

三、社会时空演进逻辑

关于社会时空相关理论的发展情况，国内外学者大都是主要围绕“前工业社会/前现代、工业社会/现代、后工业社会/后现代”这样一个时间阶段的划分而展开的。景天魁、刘少杰、诺沃特尼、苏贾、卡斯特、吉登斯等学者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和分析。下图给出了本段落的行文思路：

（1）、整体上按照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组织。工业社会时期又细分为古典、当代和后现代三个个小阶段。

（2）、图中的“连线”主要标示的是“转变”、“分化”与“综合”，而不是理论知识体系的批判和继承关系。

（3）、图中每个“方块”描述的是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及其代表人物（这里的代表人物有可能仅仅是“本文”所认为的）。

（4）、这里仅仅重点关注了社会（含实践）、时间、空间，以及知识论和认识论几个方面。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分工与协作、以及制度则不在这里细化。

同时，为支撑本文及其后文的观点，本段落补充或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1）、对前工业社会相关情况进行细分，以支撑我们关于“未来时空划分和形态”的判断和设想。

（2）、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空间”，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者对社会时空相关理论的发展是最科学的，这也是我们关于社会时空展开的主线。

（3）、增加知识论、认识论（主要是认识方法）发展变化这一线索。我们认为从科技革命到当代，关于知识的使用，以及认识的对象和方法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为了下文描述方便，这里先对时间和空间做一点说明。即，从测量角度，时间和空间都经历了从不精确到精确的过程：时间，根据诺沃特尼，经过地质时间，到时钟时间两个阶段，现在是越来越精确；空间，根据苏贾，是伴随着大航海的发展，由于地图和测绘技术的发展，而实现不断的精确化的。

1、前工业社会/前现代时期

前工业社会，这里仅划分为前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两个阶段。在整个前工业社会时期，物理的时间和空间总体上都表现为不精确。时间，通常是根据星辰变换、四季更替、日出日落等自然现象来加以判断的“自然时间”，到后来又日历，也有沙漏之类的计时器，但还是租线条的；空间，往往以居住环境周围的自然存在物为参照，组织方面则是家庭、族群、部落、郡县等，但边界还是模糊的，没法精确、有时候也超出当时的管控技术所能及。但从人们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物理的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不存在缺场问题（这么说不完全准确）。

自然空间的分化，或者说自然空间被人们实践改造为“社会空间”，是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的足迹而开始和不断拓展的。但，总体来讲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和谐融洽的，当然不能把人们的燃烧森林之类的农耕方式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对自然空间的剥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严格意义上的、稳定的分化，还是要等到摩尔根所指的“政治组织的出现”，因为摩尔根所界定的政治组织是以地域的固定和财富的私有这两点为标志的，时点大概是在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如果人们的生活周遭还处于不停的迁移变换状态（氏族时期），已具备了“社会性”的“空间”可能会退化为“自然空间”，根据摩尔根的分析，之所以美洲大陆直到晚近还是非常原始和落后，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那里的与自然环境相适应了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

在前工业社会的漫长的历史时期，除了自然空间、社会空间这些维持人们的生存和再生产的时空要素之为，巫术、宗教神话、哲学这些“精神空间”也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其作用还要远大于我们所能想象。

巫术、宗教神话、哲学是反映前工业社会时期人们精神和认知状态的三种主要形式，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三者的发展并不是严格顺次进行的，不同地域的类型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应该讲特别是到了农业社会三者都出现之后，他们几乎都是同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只是孰大孰小、以谁为主的差异。并且，简单地把哲学跟巫术和宗教神话罗列在一起也不无欠妥之处，宗教和神话也仅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希望指出那个时期人们精神与身体的关系的不断变化的趋势。

巫术，如各种图腾崇拜，即表现为“神灵”的精神寄托或虚拟的存在物，是跟人们的身体直接联系的、并且是始终在场的。

处于各个地域的族群大都经历了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过程。从功能角度看，“神”是人们安排用以专司某一功能的或全部功能的“人格化的”或“非人格化的”一种存在物，如风云雷电各路神仙。除了帮助人们解决现世的苦恼和问题之外，还要对人们的来世或彼岸做出预见甚至安排。“神”这一精神的、虚拟的存在物跟人们的身体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再是直接的，并且随着宗教的发展、宗教改革，中间纳入了越来越多的环节，很多时候“神”也不是在场的，在场与缺场就跟人们对“神”的信仰程度有关。

这里绝不是主张或者宣扬“有神论或无神论”，而是认为关于所谓的“神”的信仰价值、伦理价值、道德价值、功能价值要历史的看待、区别的对待。吉登斯分析到：可以这么说，即使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宗教也不只是完全反映物质现实的东西：它同时还是人类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的源泉。神是人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此，神的形象带来了人类有可能变成那样的希望。马克思将这种思想与辩证法的观点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这些观念与必须成为历史观核心的“世俗人”的社会组织彼此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必须根据对社会具体形态进行实证研究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如果我们“从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那是无法把握的。

关于本文及上图所涉及到的哲学及黑格尔，这里仅仅是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个点上来使用，即“精神空间”的绝对化。有观点讲“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甚至是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这里是从社会理论的转折角度来去看待这一点。即黑格尔之后，是孔德“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提出，以及伟大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精神空间的绝对化，意味着：个体的现实性的存在、个体的能动性以及个体的实践的意义被忽略甚至否定（这里不涉及理论与实践之辩证关系）。这个时候，精神空间与个体的身体完全分离（仅在本文的语境中才可以这样说）。

关于“前科技革命”，在前工业社会时期，科技的获得最早期是直接来自于对自然力量的模仿（巫术，科学之母）、基本上自发的。后来，如中国的道教的炼丹，则体现出了一定的自觉的特点，但从形式上看，是串行的，因此成果的取得往往不可预期、周期漫长。科技的主体，根据钱穆对中国历史上手工业的分析研究，国家和集体往往是手工业的发起者和拥有者，然后逐步扩散到民间。以上特点，是跟科技革命的“有秩序的实验室试验”和“企业家为‘创新’主体”这些特点所不同的。另外，科技革命让“创造、创新”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观念。

小结：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在前工业社会的整个漫长的过程中，关于社会时空：空间是优先于时间的，空间发展出了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几种形式。但也要看到，空间作为人的一种存在的向度，虽然被重视、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空间与个体之间是一种约束性的关系，是从属的关系，这也符合“时间改造了空间”这一判定。时间与空间总体上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也带有着很大的束缚性。人的社会性也基本是完整的。也可以看出，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界限是明晰的。

2、工业社会/现代时期

工业社会的发展，就是工业国家的发展（早期），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时间与时间性、空间与空间性不断被认识、被建构的过程。

2-1、古典社会学时期

（1）、创立之初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与实证主义创始人），在1839年出版的《实用哲学教程》第4卷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正式取代他于1830 年出版的首卷教程中提出而实际上是沿袭他人、不够成熟、有机械类比之嫌、最早由社会统计学家奎特莱特提出、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的“倡导”和“广而用之”而“时髦走红”的“社会物理学”名称。

孔德把他界定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唯一特性指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性”。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应该归结为在一切方面对存在物作系统评价，并放弃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标，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领会到，这种对现象的研究，不能成为任何绝对的东西，而应始终与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状况息息相关。”在论述了“实证”概念的五个基本含义亦即实证社会学的基本原则之后，孔德进一步指出：“实证一词尚未直接表示新哲学精神的唯一特性，它包括了到处由相对代替绝对的必然倾向。”这里所谓的新哲学，即实证哲学或实证社会学。

刘少杰分析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家们具有明确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并且认为，从特定的时空条件出发开展社会学研究，是社会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特别是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被孔德称为实证社会学唯一特性的相对性，就是指实证社会学研究的时空条件性，即在特定的时间过程和具体的空间关系中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关系和发展变迁，而这一点正是能够把实证社会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区别开来的唯一特性。

实证社会学以反对德国古典哲学为起点，而在孔德等实证社会学家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最严重的缺欠是其超越具体时空条件的绝对性——它脱离经验事实去追究抽象的普遍原则。实证社会学欲克服德国古典哲学的弊端并替代它的统治地位，坚持从具体的时间过程和空间位置出发，亦即从实际的经验事实出发，“为了充分说明我们一切实在知识的必然相对性质……一方面人们承认，我们的思辨不得不一贯依赖我们个人存在的各种基本条件，那么，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它也服从于整个社会进步情况，而绝不可能具有形而上学者所设想的绝对稳定性。”

（2）、实证社会学奠基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对时间和空间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在他看来，时间和空间不仅是社会事实的存在形式，而且是人们认识社会事实的基本框架，只有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中，才能形成对社会现象的清楚认识。“时间的概念或范畴不仅仅是对我们过去生活部分或全部的纪念，还是抽象的和非个人的框架，它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个体实存，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实存。它就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图示，所有绵延都在心灵之前展开，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可以按照固定的、确定的标线来定位。”并且，涂尔干还强调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别性和具体性，他指出：“要想在空间上安排各种事务，就应尽可能地把它们有所区别地安置下来，诸如左或右、上或下、南或北、东或西，就像在时间上来安排各种意识状态一样，必须尽可能地把它们定位于某个确定的日期。”

古典社会学的时空意识还体现在实证社会学的追求目标上。孔德一再宣称，实证社会学的追求目标是具有协调关系的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新哲学认为，秩序向来是进步的基本条件，而反过来，进步则成为秩序的必然目标。正如在动物力学中那样，平衡与前进，作为基础或作为目标，彼此不可或缺。”实际上，孔德所理解的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结构呈现的相对平衡的空间状态，而社会进步则是社会结构发展前进的时间过程。就此而言，社会学的基本追求不仅是在空间关系中的平衡与协调和在时间过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并且更重要的是空间平衡状态与时间发展进步之间要保持相互支持的协调。

（3）、时空的隐匿

从孔德和涂尔干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社会学在发端与奠基之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在特定时空关系中研究社会结构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进步的理论原则，并且这是实证社会学试图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追求。

然而，在社会学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仍然是在时空关系中展开的，但是时间和空间这对范畴却逐渐被隐匿起来了。譬如，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莫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等，在这些代表着现代社会学基本风格与主流倾向的宏篇巨著中，很少能够见到对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直接论述。

韦伯等人的研究倾向，并不意味着社会学脱离了社会时空，而是社会学的主要兴趣已经指向了社会时空的具体内容，即淡化了对社会时空形式的关注，而转向了时空形式所包含的结构内容的研究。齐美尔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明这一转变。

小结：孔德提出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以“实证、相对性、时空中的现象与经验现实”等为特征的。这样一个转变要放到“前现代向现代过度”这一历史背景中，包括中世纪宗教对人的束缚已经无以复加，哲学的精神也已经绝对化，大航海以及机器大工业的初步发展等等。

但，实证主义社会学有着“自然主义”的倾向，这是跟其产生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孔德认为：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和方法框架，都旨在揭示支配特定现象的普遍法则。

2-2当代社会学时期

2-2-1反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

（1）、反实证主义

齐美尔（Georg Simmel，又西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强调社会形式的研究。他反对社会是脱离个体心灵的精神产物的看法，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由互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总称。他把社会学划分为一般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三类。

齐美尔指出“倘若有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像是社会，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那么它就只能想研究这些相互作用、这些社会化的方式和形式。”空间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展开形式，而且是人类认识社会及其环境的基本感知形式。“社会学上的兴趣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空间位形开始发挥作用的点上才与迄今为止所观察的种种现象相联系，而在另一些现象中，社会学上重要的东西存在于事件程序中，在一个群体的空间规定性通过它的真正社会学的形态和能量而获得的作用中。”

关于社会空间，齐美尔从社会形态、国家、社团、乡镇以及教会等一定要存在于某种地理环境之中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论述了社会及其组织形式的空间存在、空间界限、空间分割、空间排斥、空间联系、空间矛盾、空间作用和空间权力等问题。在齐美尔看来，只有把无限多样的社会生活放到特定的空间范围和空间关系中去观察分析，才能形成符合实际的真实认识。他认为，包括文化传统、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必须放到空间关系中，才能揭示其种种差异的根据和发现其相互区别的不同特点。

齐美尔还从空间是人类的感性认识形式和感性活动场所出发，以较大的篇幅充分论述了人们的感觉器官、感性意识、感性关系、感性生活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在齐美尔看来，人们不仅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感性器官接触到了空间场所中的具体事物，而且还通过感性器官展开了感性行为，并确证了自己的感性存在，形成了各种社会空间关系。因此，空间与感性不可分。

从齐美尔关于社会空间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正是因为重视社会现象的展开形式，他关注了社会的空间关系，并且，由对社会空间的分析，他又把感性行为、感性实践与空间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实践为基本立场的社会空间理论。

作为社会学主流的社会结构论，其实就是一种淡化了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分析的研究方式。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社会结构应该是其核心的理论内容。这个结论或许能说明，虽然实证社会学在其发生和奠基之初已经明确地形成了注重时空问题的观点甚至是基本立场，但在后来的演化中却因偏重社会的结构论分析而淡化了时空分析。

（2）、结构-功能主义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50-60年代曾是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通过对“社会学家帕累托、涂尔干、韦伯，及经济学家马歇尔”思想观点的深入分析，指出“他们对一般社会理论的探讨虽然方法论起点不同，但都趋向意志自主的行动理论”，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意志论行动理论。帕森斯从40年代开始致力于构建其“结构-功能分析理论”。他在《社会系统》一书及与席尔斯合写的《价值、动机与行动系统》一文中，对结构-功能分析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并在后来的许多论著中不断加以发展。意志行动理论、结构-功能分析理论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

帕森斯从“社会行动”出发界定“社会系统”。在帕森斯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由两项基本要素构成：动机取向，是指行为者所预期的最大收益和最小损失；价值取向，是指行为者在决定行为目标和行为手段时所遵循的规范性标准。

A、意志行动理论

社会行动最基本的单位是“单元行动”，其构成包括：行动者；行动者的目标；行动的情境/环境，由行动者能加以控制的手段、不能控制的条件两部分组成；行动所遵循的规范。因此，单元行动就是由目标、手段、条件、规范四个方面构成的行动的基本构件。

单元行动的四个要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各种行动科学的共同参照。帕森斯还强调社会共同价值的重要意义，认为“规范使行动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价值和规范是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人观点的汇集点，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多维度的行动分析观点是帕森斯以后发展其行动系统理论的重要基础。

B、结构功能分析理论

行动理论的研究重点不是个体的行动，而是“行动系统”，任何行动都是在特定的行动系统中发生的。行动系统由“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四种变量组成。行为有机体，与行动者的生物学方面有关。人格系统，组织着个人行动者的各种习得性需要、要求和行动抉择。社会系统，组织着社会互动中的个人或群体，使之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形式之中。文化系统，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一些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是一个具有符号性质的意义模式系统。这四种变量都有自己的维持和生存边界，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控制论意义上的层次控制系统。

行动系统的核心是“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其状态中的其他行动者之间稳定的制度化的角色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包括角色结构和制度结构。社会角色，是行为者由于处于一定的位置、地位或岗位，而获得的相应的行为或职责。行为者之间通过角色进行互动，角色是相互的。集体或组织则是由一系列互动角色组成的特定系统。社会制度，是围绕一定的功能诉求而组织起来的权利与义务的模式，是制度化了的角色。一种制度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集体中，在同一集体也可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制度。社会系统依赖于“不同行动者角色之间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上的互补性”来维持自身“稳定”。社会系统稳定的达成，取决于“行动者对同一组价值规范有着共同理解和认同”，这显示出制度化价值体系的重要性。由于新成员的加入或者行为者不按角色行动，社会系统的结构就可能发生“偏移”甚至解体，这就需要适当的社会监督以及持续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系统与行动系统的另外两个子系统，即人格系统、文化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帕森斯吸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超我”的思想，提出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人格的观点，认为这种内化过程与社会化密切相关。

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在制度化的现实社会体系中，价值取向通常反映出“内化于”社会成员人格中的各种行为规范。对价值取向分类度量和综合分析，可揭示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为此，帕森斯在影响社会行动价值取向的诸多因素中归结出五项主导模式变量（用来区分行动者互动中主观取向的类型学工具，同时也是区分社会结构的类型学工具），每项主导变量的度量区间由两个极值界定：评判变量：普遍性-特殊性，行动者遵循的规范性标准是否受团体界限的影响 。义务变量：扩散性-专一性，行动者的义务是狭窄的、明确限定的，还是相反。情感变量：情感性-非情感性，行动者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是依照满足当下情感偏好，还是保持情感中立。地位变量：自致性-先赋性，行动者在互动中，是注重互助者的实际的能力绩效，还是地位、性别、种族等。自我取向与群体取向变量 ：私利性-公益性，行动者是注重自己的利益，还是集体的利益。

在这一“模式变量”理论分析框架中，行为者即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性的组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能够兼容不同层次社会主体的谱系。这一“两分法”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中“传统-现代”两分法的直接渊源。帕森斯认为，前面的项目代表着传统社会的极端模式，后面的项目则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极端模式。在帕森斯看来，任何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是纯粹“传统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现代的”。如果将其看作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将逐步由连续统一体的“传统”的一端移向“现代”的一端。一般而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感情投注、集体取向、特殊主义、身份先赋和扩散型的社会行为关系会日趋衰减，而感情无涉、自我取向、普遍主义、成就标准和具体特定型社会行为关系会日趋成为主导。

社会是由许多不同部分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结构，社会结构的各部分对社会整体发挥各自的功能。社会因价值的共识而整合。社会的变迁尽管存在，但它总是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社会系统和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要求，包括四种必要功能：适应（A，Adaptation），能够确保从环境获得系统所需要的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目标达成（G，Goal attainment），能够制定该系统的目标和确立各种目标间的主次关系，并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整合（I，Integration），能够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潜在模式维系（L，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能够维持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之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以及处理行动者的内部紧张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即AGIL功能模型（见下图示意）

帕森斯认为，在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在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形成社会系统的过程。由于社会行动有着符号-文化的一面，这些输入-输出关系具有信息性质，基本的行动过程就带有沟通特点。简单的输入-输出交换可以是直接的，但在比较复杂的系统里，则需要交换媒介。帕森斯认为，金钱、权力、影响、义务就是一些交换媒介。一般化了的媒介具有符号性质。这些媒介在集体互动和个人互动中被使用。通过交换，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

社会系统的各部分存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换的关系，使社会系统趋于均衡。四种基本必要功能的满足，使系统得以保持稳定性。当系统出现越轨和偏离常态的现象时，可通过系统本身的自动调节机制，使系统回复到新的正常状态。这样帕森斯就以一种新的“结构因果观”取代古典的单线因果观，来解决复杂社会变迁过程的动力学分析问题。这也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

小结：齐美尔从反实证主义着眼，对社会形式进行研究，特别是关注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对空间的关注也是偏多的，但总体还是概略性的；到帕森斯，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框架就基本建立起来，这从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讲，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结构-功能”是社会学研究的主线和理论框架。

2-2-2时间、空间维度

本文对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考察，基于两个所谓的转变，即苏贾描述的“空间性转向”，以及亚当的“时间性转向”，二者的出现都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即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以及所遇到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也跟社会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定性有关。 

2-2-2-1空间维度

（1）城市社会学

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创建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系，这是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学派是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派）在1925年出版的《城市社会学》一书中，重点从“文化复合体”阐述了他的城市空间理论。在帕克看来，从20世纪初美国城市社会快速工业化，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移民向美国城市涌入，拥挤的城市生活中的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和社会矛盾，这些都表明，城市社会不是一种人口和建筑的空间堆积，而是一种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观察才能清楚认识的文化复合体。“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帕克主张在综合的视野中，对城市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信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开展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进而形成对城市生活空间表现的整体性把握。帕克在社会的整体联系中，从城市生活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考察了城市空间中发生的社会组织、职业活动、劳动分工、家庭、学校和教堂的各种变化，揭示各种社会构成因素在有机联系或相互关联中呈现的结构变迁和秩序变化，特别是论述了社会生活功利化、理性化、组织化等方面的变化，对城市中的股票交易、市场竞争、经济关系、风险危机、利益冲突、社会骚动等方面的社会现象也都做了考察，充分显示了他把城市看成是“文化复合体”的理论视角或学术视野。

与把城市看成文化复合体直接相关，帕克还特别重视城市精神气质。帕克认为，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互相作用、互相融合甚至互相冲击的熔炉。通过生动的、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与作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不同的文化心态、心理特征、风俗习惯在碰撞、冲击和重组，进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精神气质类型。帕克指出：“以美国的大城市为例，大量的农村人口就是从欧洲和美洲偏僻的乡村中被吸引到了美洲的大城市。在各种新影响的冲击下，他们身上潜藏的创造力被解放出来，而这种交互作用的潜移默化过程不仅产生了各种职业类型，同时也产生了各种精神气质类型。”

（2）空间的生产

A、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5-1991，法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社会学家）是空间社会学的集大成者，著述非常丰富。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关注和研究跟他本人的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六十多部著作、三百余篇论文这样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区域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论的风格，对社会空间理论做了极大推进。

列伏斐尔批判资本主义形塑的空间，提出了空间三元论，并区分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对立关系。所谓的抽象/社会空间，类似一种中心/边缘的对抗关系，抽象空间由知识和权力相互交错构筑而成，是层级式的空间，适用控制社会组织的人。列斐伏尔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扩张系统性暴力，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抽象空间反映资本与国家之权力，因此他描述抽象空间为一个视觉/几何/阳物的空间，同时是现代性的征候与构成，而公共空间正为现代性之核心范畴。

列斐伏尔开启了空间研究的哲学意义上的空间范式转向，在《空间的生产》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最后,他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将空间结构区分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现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现/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要素,即空间的实在(lived)、构想(conceived)和认知(perceived)的三个层面。列菲伏尔提出的的关于空间的一般理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晌。

列斐伏尔的主要观点：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空间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也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和意志，在灵活生产的前提下，一方面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在资本的推动下，任何被纳入生产的空间都已经是社会空间而不再是自然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空间不再仅仅是生产中的一个维度、一种工具和资源，反而变成了新型的资本生产的一个直接的目的、一个价值的载体和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中介。也就是说，在灵活生产的前提下，空间已经不仅仅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价值符号的载体，资本生产的不仅仅是产品，而是一种符号和价值的空间。

B、福柯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对空间结构中的微观权力的反思，在他看来：“空间对于任何共同生活而言都是根本的，对于任何权力的运用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并不是平均化的毫无差别的容器，空间是被人们按照权力意志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权力关系将产生不同的空间关系，比如在处理与疯人的关系时，空间就被用作驱逐、管理、禁闭和教化的媒介，被用作“政治的工具”。从愚人船到疯人院，再到全景监狱，这一系列的晚近的发明都说明了在近代哲学凸显主体性原则的同时还隐藏着一条空间规训的潜在线索。虽然这条潜在线索长期以来被主流哲学忽视，甚至也被一些社会科学家忽视，但是这些被权力规训的空间作为主流社会的一种补充现象一直存在着。而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权力规训的空间建构更是和建筑学紧密结合起来，再加上资本逻辑的推动，这种“异托邦”现象有越来越普及和泛化的趋势。在福柯看来，传统社会和近代早期所承诺的“自在空间”已经被权力深深殖民，空间问题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问题。

福柯的工作围绕着“权力-知识-空间”这一共同的组成部分，即权力以知识的形式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特殊地点的情境中。权力总是以某种具体的空间姿态而到场，特定的权力总是有其特定的空间性。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C、哈维

哈维（David Harvey，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考察了欧美和亚洲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空间改造，指出在城市弃旧迎新的房地产开发中，城市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发生了改变。通过房地产开发或城市改造，强力地改变了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并重新配置了空间资源。像列斐伏尔一样，哈维也认为在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工人群众，处于被排挤、被剥夺的地位，而少数金融资本或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却迎来了榨取巨额利润的难逢机遇。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展的西方城市变迁，是一种不同于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与资源从乡村向城市聚集的城市化过程，是在后工业社会的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展开的从传统城市向后现代城市的转变或改造。可以把工业化过程中的传统城市化称之为“现代城市化”，把后工业社会来临中的城市化称之为“后现代城市化”。现代城市化是人口与资源从乡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而后现代城市化则是城市人口、城市资源的空间重组。

在现代城市化中，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城市中的各阶层社会成员，都可以在工业发展、市场兴旺和城市扩张中分享程度不同的利益，以发展和提高为主要追求的现代城市化掩盖了很多不平等的社会矛盾。而后现代城市化则是另一种性质的变化。对发展和效益的追求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从第二产业转向了第三产业，物质生产的主体地位让位元于知识和信息生产，并由此导致了就业结构、阶级地位、权力结构的深刻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城市资源开始了重新配置，原来作为城市主体的产业工人进入日益严重的被排斥境地，工厂和工业小区也从城市的中心地带被迫搬迁到城市边缘甚至城市之外。而处于城市中心的则是掌握着后工业社会命运的金融机构和信息传播机构。

在哈维看来，后现代城市化不仅实现了空间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权利重新分割，而且还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改变。哈维指出：“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时空压缩的强度，以及它在政治、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过多的短暂性与分裂的所有一致的特点，看来的确表明了一种体验的语境，它使后现代的状况变得有点特殊。”哈维论述了很多后现代的特殊变化，但贯穿之中的仍然是时空压缩，不同的不过是其表现形式和压缩强度的变化。

后现代时空压缩的特殊形式表现在生产过程、消费方式、生活体验、思想观念等不同方面。在生产过程中，时空压缩“是通过有组织地向着垂直分解——转包、外购等——的转变来达到的，这把福特主义的趋势倒转向了垂直分解，甚至在面临日益增加的金融集中化时的生产之中造成了日益增加的迂回性。”所谓垂直分解，是对福特主义强调集中控制的管理方式或生产方式的瓦解，是由集中趋向分散、扩展的一种变化。并且，在这种垂直分解中，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也开始增加了，而这种变化是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旗手，哈维执着地高擎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理论。哈维自认为对原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空间问题，有开创性的阐发。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空间修整”的过程，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传统概念中，加上“地理”一词，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C、苏贾

苏贾（Edward Soja，美国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所关注的不再是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而是新的模式叫做“区域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区域城市化正在打破以往大都市的边界，创造出很多大型多中心、网络型城市。

苏贾提出了“空间性转向”命题，他在《后大都市》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的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带来思考与阐释的新模式。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福柯在1967就预言：“当前的时代首先是空间的时代”。伯杰也指出“对事物的预知现在牵涉到地理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投射；藏匿各种结果使我们无法看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维度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包括前面提到的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苏贾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的空间性、空间本体论和空间正义的思想把空间哲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与其他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思想中没有充分体现空间分析”不同，苏贾分析指出“在或许可以称为生产方式的纵向和横向两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已有说明：在探讨城镇与相对之间的对立…但是，拥有一百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充分具备发展这些精辟见解的逻辑和范围的条件。”

小结：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的关注，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发展的。工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伴随着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发展而进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因此以城市甚至区域发展为载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会遇到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和动力就是全球化，支撑这一现象的理论是类似“中心-边缘”等所谓的世界体系理论。福柯的理论则更多是向空间内部看，关注工业企业组织的生产与再生产，考察这里面空间性问题。空间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容器（production in space），即聚焦于空间内部，与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聚焦于空间的外部，这样两个阶段。

2-2-2-2时间维度

（1）、现代、现代性，时间、时间性

时间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线之一，当然也是几乎所有学科都会涉及的内容。时间由于其自在的持续性、绵延性、不可逆性，也成了历史的主要规定性，成为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就是时间性的转变，就是对时间和时间性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建构。

根据百度：“现代”是个舶来词，最早可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的形式是“modernus”。据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的权威考证，“现代”一词于公元10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意指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不过今天普遍公认的“现代”是指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以后的历史时期。关于“现代”含义的解释，哈贝马斯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现代性就是现代的规定性，其核心是时间性，是贯穿于工业革命肇始以来的“进步、效率、速度、竞争、创新、现代组织与管理”等现象、实践与理论。珀瑟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技术都致力于把获取和使用信息、学习、作决策、行动、配置资源等社会活动所需要的时间量压缩到最小，甚至取消时间（将时间压缩至零），这些技术可称之为‘实时技术’。”这也反应了整个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对时间所取得的成绩。

科学革命/科技革命，是工业社会之所以发端和发展的主要的促成因素之一，也是伴随工业发展而一同发展的。科技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以追求效率为主义特征，实验、创新活动被搬到实验室进行有组织地进行，并且实验的成果会快速推广应用到企业的生产中，并形成企业新的竞争力。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2）所谓的“后现代”

传统的机器、生产与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无不渗透着关于时间的考量，时间就是金钱、守时守信等。社会理论也反应了这样的情况。但是，传统（或者说较之于所谓“后现代”的现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实践、组织与管理、日常生活安排等活动与秩序都是在“时钟时间、机器时间”的指挥下而进行的，相关理论也是如此构建的，如时间管理、JIT等。

亚当在其《时间与社会理论》中考察了学者对时间的关注，其研究表明：虽然时间一度“是社会理论的盲点、是被忘却了的维度”，“虽然对社会科学关切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莫衷一是，但是，在承认实际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方面，却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即“时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而对社会生活也同样关键…所有时间都是社会时间”。亚当，总结得出了“时间进入社会理论”这一状况。

难道时间不都一直是社会理论所关注的重点吗？亚当为何要指出“时间进入社会理论”？何健在一篇文章中，简要描述了近期时间研究的情况以及其所由来的脉络，如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出现了大量以时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不少学者意识到，时间会从情感、行为、制度等层面影响人与社会，时间问题业已成为社会理论的枢纽性问题之一。如果这是社会科学在时间方面的库恩式转向，那么，这个转向从何而起呢?在索罗金和默顿那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社会时间：方法和功能的分析》的结尾处，他们道出了缘由：“如果我们要增加涉及社会变迁和过程的时间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必须扩展时间范畴，从而把社会时间涵盖进来”(Sorokin & Merton，1937：629)。可见，社会时间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着眼于“社会时间因社会结构不同而不同”等微观命题和“时间嵌入、时间分层、时间同步”等微观机制(Lewis & Weigart，1981)，还试图处理现代社会变迁引发的各种现代性主题。这些主题涉及自我同一性、劳动矛盾、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历史危机、极权主义、战争、环境、灾难等(Adam，1998；Osborne，1995)。从这些研究主题也可以看出时间研究的重要功能，它很好地使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动态关联凸显出来，并且也勾勒出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超现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不应当认为人类所有社会都是线性进化，线性进化主要是针对西方经验而言，虽然非西方国家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很大，但它完全有可能以后现代为前提，实现对现代的超越的可能(Tester，1993：154-155)。

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学者都是关注了时间这一维度的，只是时间再起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所谓的“时间进入社会理论”，是基于“工业国家在其工业化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其他的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象”而展开的对时间和时间性的再认识和重构。根据西方的理论，非西方供给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需要依照西方所经历过的路径。这是不符合全球化发展的实际现象的，即其他非西方国家不一定按照西方路线行进。

关于时间的研究，景天魁、布罗代尔、帕森斯、贝尔特、卢曼、亚当等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这里就不罗列。

小结：时间和时间性研究贯穿了整个现代时期，当前正处于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学者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也反应到了理论界。但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不是一个依次先后进行的过程。

2-2-3解释学、现象学（社会学）

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的其他研究分支，也应该纳入社会理论的框架中，他也是这也做的。

（1）解释学社会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作为一门理论科学，解释学是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解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认为，对具体情况的一切分析都是解释性的。它强调对现实本身的剖析。

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致力于所谓“历史理性的批判”，主张“历史的相对主义”。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生命。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Erlebnis)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Verstehen)，就可认识到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现。强调和不同的生活类型(理性的、情感的、意志的)相应的是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宇宙观为其特征。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宇宙观都是相对的，这就是历史主义的要义。

他所关心的中心课题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解释学如何能对其他历史性的表现进行客观的理解。他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说明”原则与精神科学中的“理解”原则根本对立，彼此各有其适用范围，互不逾越。

他认为对于文化现象和阅读作品，我们应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生命(作品解释者)“进入”另一个生命(作品创作者)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相当于在种种符号中固定化了的生命表现，理解这些现象就相当于把握符号创造者的主观精神世界，即进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一切精神活动。

（2）现象学社会学

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强调日常世界的主体间性特点，世界是“我们的”而非“我的”；社会世界不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系统，而是充满了能动性主体所享的意义。此种对常识性知识所基于的”意义结构“的关注，在其学生加芬克尔那里进一步发展出了常人方法学理论。

舒茨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同和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做法。他关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社会事实”，而是社会事实的意义。他主张社会学应置身于生活世界中，对互为主体性的人们的微观互动过程进行研究，认识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性质。故他也把自己的现象学社会学称为“生活世界构成的现象学”。舒茨的思想反映了人们对当代社会学中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肤浅判断的不满，要求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对传统社会学进行彻底理论反思基础上建立起与研究人的行为相适应方法，他的观点对民俗学方法论有重要影响。

景天魁分析指出“‘回到事实本身’被认为是现象学的根本原则，理解这一原则的根本途径则被认为是‘时间-空间结构’”。吉登斯分析到：受解释学或现象学影响的那些人通过攻击客体主义以及结构社会学，可以彻底揭露那些观点中的重大缺陷。可是他们自己却反过来一头扎进了主体主义，而主体和社会客体之间的概念区分的裂痕还依然如故。…尤其是解释现象学和日常语言哲学所带动的那种“语言学转向”，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一术语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对于社会理论而言，最重要的进展与其说是转向语言自身，不如说是对言说过程（或表意过程）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有新的认识，从而有一种新颖的实践观。

小结：解释学、现象学，很明显与物联网、大数据这些技术的应用推广有着紧密的联系。

2-3后现代社会学

根据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上面介绍的很多学者也应该归到后现代这一部分，但这一又显得有些乱。这部分仅罗列吉登斯和卡斯特，吉登斯在于批判继承了大量不同流派的学者的观点，而提出了其“结构化理论”；卡斯特则在于在网络和信息技术这一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社会理论的研究，并是集大成者。

（1）吉登斯：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观点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也是主要参照吉登斯的思想观点，提出和建议对区块链的理解和应用，需要参照依托于社会时空的、系统性的社会理论。仅仅是一个靶子吧。

（2）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社会生产、生活网络化的进程也日益加快并大规模扩展，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形成了网络时空研究逐浪推高的热潮。当前，网上购物、交流、叫车等都已经发展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水平。在众多关于网络时空的研究成果中，卡斯特的思想观点最具代表性。

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美国社会学家）首先论述了网络化时代的空间扩展。与城市化变迁中的空间扩展不同，网络化时代的空间扩展不仅仅是城市实体空间的扩展，而且是在城市实体空间之上出现了超越地理边界限制，甚至脱离了小区环境的缺场空间，亦即出现了没有边界的、以信息交流或信息传递为基本内容的网络空间。

所谓“网络空间”（network space），是人们通过互联网开展的信息交流、社会交往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而形成的社会空间。它不仅是线上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而且还是线下社会生活实现了网络化的空间，是线上与线下空间的统一。网络空间的生成引起了社会空间双重分化：局部的线下空间（地方空间）与无边界的线上空间（赛博空间）并存。线上空间通常被看作虚空间，因为它是一个信息流动的空间，是一个不必附着于具体事物、脱离于具体场所、并且难以形成边界限制的空间，是人的身体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现出来的缺场空间。因此，它是一个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都未形成的崭新空间。

这里所论的网络空间也可以称之为网络社会，因为网络空间不仅指线上的网络空间，还包括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线下网络空间，所以网络社会展开线上网络空间和线下网络空间两个层面。

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流动的网络空间的快速扩展，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迁。它不仅推进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球化规模与速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卡斯特指出：“在20世纪结束时，我们正好经历了这些历史上少有的间隔之一。这个历史的间隔的特征乃是：我们这个‘物质文明’的转变，是由环绕着信息技术而组织的新技术范式促成的。”所谓“历史间隔”（intervalsin history），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而推动的社会变革，或者说是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它标志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具有本质不同的飞跃性发展。“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之社会结构的探察，得出一个综合性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

网络信息空间的迅速扩展，还引起了空间和时间关系的变化。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

在长达几百年的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时空关系主要表现为“时间改造空间”，即列斐伏尔、哈维等人论述的时空压缩。在现代化或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发展速度和效率增长，凡是不符合这个原则的空间状态都要得到改变。因此，在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中，各种与这个进程不相符的多样化存在都面临被改造甚至消灭的厄运，推进时间进程的一致性消除了空间存在的差异性或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网络社会的崛起，扭转了现代化或工业化进程中的这个趋向一致的趋势，现代化中的时空关系发生了逆转：“空间组织了时间。”卡斯特不仅论述了因为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而出现的先进服务业发展、企业经营网络化变迁和新兴工业空间，以及弹性工作和分散化办公等新经济社会现象，而且还阐述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演化新趋势——都市形式的转化：信息化城市和实现了全球连接和地方脱节的“巨型城市”。卡斯特的结论是：“新社会的特性，即以知识为基础，围绕着网络而组织，以及部分由流动所构成，因此，信息化城市并非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是流动空间的结构性支配。”

小结：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以及自动化和智能设备的出现和应用，极大的形塑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诸多的负能量的问题和现象，如大范围的隐私遭到泄露、匿名性和缺场带来的虚假信息和事件的泛滥等等。很多问题都是传统互联网技术和模式所无法解决的。

整个社会理论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这一母体中脱离出来；早期学者想把社会学构建成为一门“科学”的诉求，又使得社会化一开始就打上了“实证主义”印记，不可避免的带着自然主义、客体主义特征；社会学毕竟是关于人、人的行动的学科，无法回避“人”的诸般特性，特别是主体性；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涉及面又是如此的广泛，分化与综合，是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过程；社会学产生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这样的背景，其整个发展过程体现了技术经济社会现实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互动；现代性（时间性）是工业社会的核心特征，工业国家的发展表现为城市化和全球化拓展过程（空间性），时空就成为了最基本的向度。

四、问题分析

这里仅对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时空的主要要素进行简单总结与分析，见下图。

第一：工业革命以来，时间和时间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与实现，表现为各种实时技术，组织的运营与管理，还有日常生活的秩序；时间优先于空间；

第二，空间和空间性的被重视和发展，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固有矛盾，经历了城市化（容器）和全球化（空间的生产）的过程；

第三，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的变革与发展，主要是基于时间和时间性的考虑。

未来社会时空的发展，主要会在上图右侧所示的几个方面：

空间将会优先于时间进行考虑，即“空间组织了时间”；时间的“循环时间”将会得到重视和利用；时间与空间将会实现统一，当然这种统一不是前工业社会的那种统一；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将会重构。（这些内容会在后面专门讨论）

五、总结

社会理论很难形成一套普遍适用的思想和框架，这也符合社会发展所给人们的直接的体验，这必定是一个不断尝试完善的过程。但，经过不断的发展，社会理论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能够解释和引导社会科学发展的体系。时间和空间，兼具整体性和局部性、纵向和横向、实体性和虚拟性，是事实和意义所在，就其技术实现性来讲，由于其可言说、可测量、可划分、可结构化和再结构化，并且确实也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系统的“个体、秩序和交易”之中，因此也就成为了“能够与相关技术特别是社会技术相结合，进而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抓手，也是共同的参照。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就是这样一套体系完善的具备了社会特性的技术方案。

 

参考与致谢：

钱穆《中国经济史》、摩尔根《古代社会》、哈维《希望的空间》、福柯《规训与惩戒》、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景天魁《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刘少杰《从城市时空论到网络时空论》、Baidu百科，等。

特别说明，本文学习并引用了刘少杰教授的很多文字，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