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据日本媒体报道，日美欧等七国集团（G7）正在积极推进央行数字货币（CBDC）方面的合作，拟协调于8月底到9月上旬在美国举行的G7峰会首脑会议上进行讨论。本次会议预计将针对中国央行正在试点中的DCEP展开重点讨论，而美国的态度将使得本次讨论的政治性极大增强，值得各方关注。实际上，在疫情发生前，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士等国家央行已计划开展数字货币的知识分享和监管协调工作。随着疫情后中美竞争的不断升级，美国的参与使得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对抗性意味增强。

央行数字货币是主权货币的电子化形式，它本质上并非一种新型币种，但是相对于传统的纸币，融合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在可追溯性、便利性和安全性方面有极大的提高，可以说是融合发行技术和支付技术的一次重大进步，是未来货币体系演化的主要方向。迄今为止，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已经在实践方面走在全球前列，开始在深圳、苏州等地开展小范围试点，主要应用于小额零售交易的场景。当前中国的数字货币主要是定位于国内的小额零售金融领域，服务于金融体系的数字化升级，尚不具备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能力。但是这一实践仍然被欧美日国家过度解读，赋予较多政治内涵，可以预见，未来很难避免成为美国等国家重点针对的目标。

G7近期活动主要是关于数字货币的知识分享和案例研究，尚未触及到深层次的监管体系合作。短期之内，全球各大央行也很难形成统一的数字货币发行体系，因为数字货币的发行除了涉及货币主权的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等复杂的因素，并非简单的货币互认。数字货币在匿名性和可监管性之间的平衡将是各国央行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影响数字货币跨境流通的最大难题。由于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等均在开发自主的数字货币技术体系，且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体系之间如何互联互通，如何突破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鸿沟，短期之内恐难达成一致。

但是从长期来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很可能会引致新一轮大国数字货币竞赛。数字货币的背后是支付技术和监管科技的竞争。美国由于拥有Facebook等全球性的互联网企业，因此在市场争夺上具有更强的禀赋资源。除此之外，在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体系的话语权也非常重要，能否参与到早期的数字货币监管规则的制定，对于推进数字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预见，在美国等的针对下，中国的数字货币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应对：第一，避免过度解读，尤其是前段时间国内部分专家不负责任地将央行数字货币解读为挑战美元霸权，夸大人民币国际化，脱离实际情况，客观上对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实施带来不利压力；第二，应当尽快实现支付技术的可靠性和场景化，尤其是相对于支付宝、微信钱包等传统的互联网支付平台，应当具备更强的技术能力和成本优势，否则失去了数字货币的发行意义；第三，应当积极寻求参与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体系讨论的机会，包括央行层面、非政府层面和学术层面等，适度提高我国数字货币发行的透明度。